就像你们猜想的，确实有过让人害怕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
晚上，我遵照医嘱在凌晨两点钟起床，打开12个装着白消安（二
甲磺酸丁酯）药片的塑料瓶中的第一个。这是一种强力化疗药物，
袋子上印着：

　　　　　　　　　　化　疗　药　物
　　　　　有害生物物质　　　　　有害生物物质
　　　　　　　　　　　　有　毒
　　　　　　　　按有害生物物质弃置处理

　　一个，又一个，我倒出72粒药。这剂量足以致死。如果我不
是马上要接受骨髓移植手术，这种免疫抑制疗法本身就能要我的
命。这就像是服下致死剂量的砒霜或氰化物，希望着合适的解毒
剂会及时送到。

　　这种用于抑制我的免疫系统的药引起了一些直接的反应。我
总是感到恶心，不一些其它药物控制住了这症状，使我不至于难
受到什么工作也做不成。差不多所有的头发都掉了，随后是体重
下降，使我看起来形容枯槁。但四岁的儿子山姆瞧着我说：“这
发型不错，爸爸”，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他接着说：“我不知
道你生病什么的，只知道你现在好多了。”

　　我原先想，移植手术可能会非常痛。但事实并非如此。就像
是输血一样，妹妹卡丽的骨髓细胞到达我的骨髓里。治疗过程的
某些阶段是极为疼痛的，但人往往会好了伤疤忘了疼，事情过去
了，你也就忘记了疼痛。Hutch关于止痛药的政策很开明，病人
可以自己掌管包括吗啡衍生物的药品，因此我可以立刻处理那极
度的疼痛。这使整个过程容易忍受多了。

　　治疗快要结束的时候，我的红细胞和白细胞大多是卡丽的了。
它们的性染色体是XX，而不是我自己的XY。 在我的身体里，有
女性的细胞和血小板在循环着。我一直在等着卡丽的某些兴趣在
我身上表露出来——比如对骑马的爱好，或者一口气看上六出百
老汇戏剧——不过从来没有过。

　　安妮和卡丽挽救了我的生命。我将永远对她们的爱与同情满
怀感激。出院之后，我需要多种医疗护理，包括每天往腔静脉里
注射几次药物。安妮是我“度身定做的护理者”，日日夜夜地给
我安排用药、换衣服、检查关键的体征、提供重要支持。据说，
独自到医院来求诊的人，活下来的机会要少得多，这很可以理解。

　　医学研究救了我。其中有些是应用研究，致力于直接治愈绝
症或减缓其症状。有的是基础研究，只努力了解活的机体运作的
方式，偶然获得结果，最终却有无法预料的实际益处。

　　康耐尔大学（我作为安妮的配偶享受其福利）和美国作家协
会的医疗保险也救了我，后者是电影、电视剧本作者等的组织。
还有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享受不到这种医疗保险。如果我们处在
他们的境况上，会怎么做？

　　在我的作品中，我曾努力表明我们与其它动物是何等亲近，
给它们造成痛苦是多么残忍，杀死它们用来制造唇膏之类的东西
又是如何地不合道德。然而，就像托马斯博士在他的诺贝尔奖答
谢辞里说的，“如果没有动物研究，包括对近亲繁殖的啮齿类动
物和远亲繁殖的物种——特别是狗——的研究，骨髓移植不可能
达到临床应用阶段。”我在这个问题上仍然非常矛盾。如果不是
对动物的研究，我今天不会活着。

　　于是生活回复正常。安妮和我与家人返回纽约伊萨卡的家。
我完成了几个研究项目，做完了《魔鬼出没的世界：科学，照亮
黑暗的蜡烛》最后的校对。我们与华纳兄弟公司的电影《接触》
的导演鲍勃·泽米基斯(Bob Zemeckis)会面，这部片子是以我的小
说为蓝本拍摄的，安妮和我共同撰写剧本，并担当影片的共同制
作人。我们开始商谈一些新的电视和电影项目。我参加了伽利略
探测器访问木星的早期工作。

　　但我痛切地发现，未来是不可预知的。就像在北太平洋清新
的空气里快乐地用铅笔写着明信片的威廉·约翰·罗杰斯痛切地
发现的那样，未来紧接着会发生什么是不可知的。回家之后，我
的头发重新长出来了，白细胞和红细胞回复到正常水平，感觉好
得不得了，但几个月后，又一次血液检查把我击败了。

　　“恐怕我有一点坏消息要告诉你，”医生说。我的骨髓里出
现了一批危险的、正在迅速增殖的新细胞。两天之后我们全家回
到西雅图。现在我是在Hutch 的病床上写这一章。一项新的实验
过程发现，这些异常的细胞缺少一种能保护它们免受普通的、我
没有服过的化疗药物伤害的酶。用了一次这些药，我的骨髓里就
找不见这种异常细胞了。为了彻底清除残余部分（可能为数极少，
但生长速度非常快），我又接受了两次化疗，并新移植了一些妹
妹的细胞。看上去，我又被完全治好了。

　　我们都有一种倾向，容易为人类的破坏性与短视感到绝望。
我当然也会如此（在某些问题上我仍然认为很有道理）。但我从
这场病中得出一个发现，那就是众多人的善良拯救了许多与我处
境相同的人的生命。

　　有超过200万人志愿参加美国国家骨髓捐赠计划，愿意忍受
多少不大舒服的骨髓抽取过程，来造福于素不相识、无亲无故的
匹配者。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向美国红十字会无偿献血，连5美
元的报酬也不取，只为了救陌生人的命。

　　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多年辛勤工作，他们要克服许多困难，薪
水常常很微薄，而且不能保证成功。这样做的动机多种多样，但
其中一个，就是希望帮助别人治愈疾病、逃脱死亡。当我们被过
多的玩世不恭所包围时，想到世间善良如此普遍，实在令人鼓舞。

　　在纽约市的圣约翰大教堂，基督教界最大的教堂，有5000人
在复活节的礼拜上为我祈祷。一位印度教教士向我描述恒河岸边
为我举行的一场大型祈祷守夜式。许多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写信告
诉我他们为我做的类似的事。我并不认为，如果真的有神存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