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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福柯的生平与著作简介

来源：作者：发布时间：2007-10-01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26日出生于法国维艾纳省省会普瓦捷，这是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宁静小城。他父亲是该城一位受人尊敬的外科医生，母亲也是外科医生的女儿。福柯在普瓦捷完成了小学和中学教育，1945年，他离开家乡前往巴黎参加法国高等师范学校入学考试，并于1946年顺利进入高师学习哲学。1951年通过大中学教师资格会考后，他在梯也尔基金会资助下做了1年研究工作，1952年受聘为里尔大学助教。

　　早在高师期间，福柯即表现出对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极大兴趣，恰好他父母的一位世交雅克琳娜·维尔道（Jacqueline Verdeaus）就是心理学家，而雅克琳娜的丈夫乔治·维尔道则是法国精神分析学大师雅克·拉康的学生。因此，在维尔道夫妇的影响下，福柯对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学习，并与雅克琳娜一道翻译了瑞士精神病学家宾斯万格尔（Ludwig Binswanger）的著作《梦与存在》。书成之后，福柯应雅克琳娜之请为法文本做序，并在1953年复活节之前草就一篇长度超过正文的序言。在这篇长文中，他日后光彩夺目的写作风格已经初露端倪。1954年，这本罕见的序言长过正文的译作由德克雷·德·布鲁沃出版社出版，收入《人类学著作和研究》丛书。同年，福柯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专著《精神病与人格》，收入《哲学入门》丛书，由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福柯后来对这部著作加以否定，认为它不成熟，因此，1962年再版时这本书几乎面目全非。

　　1955年8月，在著名神话学家乔治·杜梅泽尔（Georges Dumezil）的大力推荐下，福柯被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聘为法语教师。在瑞典期间，福柯还兼任法国外交部设立的“法国之家”主任，因此，教学之外，他花了大量时间用于组织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在瑞典的3年时间里，福柯开始动手撰写博士论文。得益于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一大批16世纪以来的医学史档案、书信和各种善本图书，也得益于杜梅泽尔的不断督促和帮助，当福柯离开瑞典时《疯癫与非理智——古典时期的疯癫史》已经基本完成。

　　1958年，由于感到教学和工作负担过重对，福柯提出辞职，并于6月间回到巴黎。两个月后，还是在杜梅泽尔的帮助下，同时也因为福柯在瑞典期间表现的出色组织能力，他被法国外交部任命为设在华沙大学内的法国文化中心主任。这年10月，福柯到达波兰，不过他并没有在那儿待太久，原因倒也富于戏剧性：他中了波兰情报机关的美男记。福柯从很早时候起就是同性恋，对此他倒不加掩饰，就个人生活而言，这位老兄显然够得上“风流”的美名。然而50年代正是东西方冷战正酣之时，两方都在挖空心思的相互刺探。恰恰在1959年，法国驻波兰大使馆文化参赞告假，大使本已有心提拔福柯，便一面让他代行参赞职务，一面行文报请正式任命。所以波兰情报机构乘虚而入，风流成性的年轻哲学家合当中计。

　　离开波兰后，福柯继续他的海外之旅，这一次是目的地是汉堡，仍然是法国文化中心主任。1960年2月，福柯在德国最终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这是一本在厚度和深度上都同样令人匝舌的大书：全书包括附录和参考书目长达943页，考察了自17世纪以来疯癫和精神病观念的流变，详尽梳理了在造型艺术、文学和哲学中体现的疯癫形象形成、转变的过程及其对现代人的意义。按照惯例，申请国家博士学位的应该提交一篇主论文和一篇副论文，福柯因此决定翻译康德的《实用人类学》并以一篇导言作为副论文，虽然这一导言从来没有出版，但福柯研究者们发现，他后来成熟并反映于《词与物》、《知识考古学》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和思想，在这篇论文中其实已经形成。

　　应福柯之请，他以前在亨利四世中学的哲学老师，时任巴黎高师校长的让·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欣然同意作副论文的“研究导师”，并推荐著名科学史家、时为巴黎大学哲学系主任的乔治·冈奎莱姆（Georges Conguilhem）担任他的主论文导师。后者对《疯癫史》赞誉有加，并为他写了如下评语“人们会看到这项研究的价值所在，鉴于福柯先生一直关注自文艺复兴时期至今精神病在造型艺术、文学和哲学中反映出来的向现代人提供的多种用途；鉴于他时而理顺、时而又搞乱纷杂的阿莉阿德尼线团，他的论文融分析和综合于一炉，它的严谨，虽然读起来不那么轻松，但却不失睿智之作……因此，我深信福柯先生的研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1] 1961年5月20日，福柯顺利通过答辩，获得文学博士学位。这篇论文也被评为当年哲学学科的最优秀论文，并颁发给作者一枚铜牌。

词与物书影

福柯画像

　　还在福柯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以前，克莱蒙－费朗大学哲学系新任系主任维也曼在读完《疯癫史》手稿后，即致函尚远在汉堡的作者，希望延聘他为教授。福柯欣然接受，并于1960年10月就任代理教授，1962年5月1日，克莱蒙-费朗大学正式升任福柯为哲学系正教授。在整个60年代，福柯的知名度随着他著作和评论文章的发表而急剧上升：1963年《雷蒙·鲁塞尔》和《临床医学的诞生》，1964年《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以及1966年引起极大反响的《词与物》。

　　这部著作力图构建一种“人文科学考古学”，它“旨在测定在西方文化中，人的探索从何时开始，作为知识对象的人何时出现。”^[1] 福柯使用“知识型”这一新术语指称特定时期知识产生、运动以及表达的深层框架。通过对文艺复兴以来知识型转变流动的考察，福柯指出，在各个时期的知识型之间存在深层断裂。此外，由于语言学具有解构流淌于所有人文学科中语言的特殊功能，因此在人文科学研究中，语言学都处于一个十分特殊的位置：透过对语言的研究，知识型从深藏之处显现出来。这本书“妙语连珠，深奥晦涩，充满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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